华辉安健科学创始人李文辉:我们不做追随者 |高瓴时光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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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定创业的那一刻,需要怎样的驱动力?如果创业是一场旅程,那么决定方向的关键时刻,是什么样子?是什么最终塑造了「创业者」这个身份标签,以及其背后的本质?在起点与“奇迹”之间,所谓的创业者精神,如何带领我们义无反顾闯入未知?
欢迎来到「高瓴时光机」Vol.22,在这里,我们记录与创业者们相关的关键时刻。在这些关于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的坦诚分享和剖白中,相信你也将能和我们一样,获得一些启示。本期嘉宾,我们邀请到了华辉安健科学创始人李文辉。在与高瓴的对话中,李文辉回顾了他的成长经历,发现乙肝病毒受体的艰辛过程,抗新冠药物的研究机制,和对科学研究的思考。因发现乙型肝炎病毒和丁型肝炎病毒感染人类肝细胞的关键受体——牛磺胆酸共转运蛋白(NTCP),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(National Institute of Biological Science, NIBS)资深研究员、清华大学生物医学交叉研究院教授、华辉安健科学创始人李文辉于近日获得了2022年未来科学大奖之生命科学奖。
早在2020年,李文辉就荣获了全球乙肝领域最高奖——“巴鲁克·布隆伯格奖”,这是中国科学家首次获得该奖。
李文辉2001年博士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专业,随后前往哈佛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,主要的研究方向就是重要的病毒感染机制及其防治。
全球约有3亿慢性乙肝病毒感染者,其中每年都有将近100万人死于由乙肝病毒感染引起的相关疾病,其导致的肝硬化和肝癌在中国每年夺走30万人的生命。
乙肝病毒从20世纪70年代就被确认了,但是经过40多年的医学发展,世界顶尖科学家都没能找到它是通过什么受体进入肝细胞。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,市面上仅有干扰素和核苷类药物两种用于乙肝治疗,直到2018年才上市了第三类乙肝药物重组细胞因子基因衍生蛋白,乙肝患者长期面临用药选择少的难题。
小小的乙肝病毒只有40纳米,比一根头发丝还要细万倍以上。为了解决这个世界级难题,李文辉团队花了5年多的时间,终于在2012年年初发现了这个受体——NTCP。这项研究被认为是乙肝研究领域的巨大进步,对病毒性肝炎的基础与临床研究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。
除了是国际首位NTCP的发现者,李文辉还是国际首位SARS 病毒受体ACE2的发现者。
因为冠状病毒的再次流行,他和团队决心研发一款广谱的新冠药物。SARS病毒,感染人细胞的受体是ACE2,新冠病毒的受体也是ACE2,所以新冠病毒与非典病毒是近亲。
目前,李文辉团队研发的抗新冠治疗药物正在临床试验II期,就是针对受体做文章,通过Fc融合蛋白,与受体结合,阻止新冠感染。
耳濡目染
我父亲是很老牌的大学生,学生物的,后来成为了生物老师。我很爱看家里的书,有一些还是英文原版的。虽然看不懂,但是我觉得还是挺神的。
在兰州医学院实习时,我跟着老师去病房里面看病人。那些到乙肝后期的病人,肚子明显有腹水,血管清晰可见,食管静脉可能会破裂,呕血会呕脸盆的血。患者本人还有家属真的很无助。
还有一个让我印象极深的事,我妹妹当时有一个小学的同学,在小学的时候就因为肝癌死了,很遗憾的事情。这时我就想去做点什么,又对这个东西感兴趣,就认真思考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。
高瓴 :您之前是在兰州医学院预防医学系,为什么后来转到病毒领域?
徒手攀岩
我喜欢刨根问底,就越看它越有意思。有一些病毒我们会知道他为什么厉害,但是像HBV(乙型肝炎病毒)就很难看透他,从对智力的挑战上来说,还是非常有难度的。
它的难,不是最后一步难,而是每一步都难。通常要解决问题,至少有个研究体系,它连体系也没有;有体系的时候又没有工具;等有了工具以后,里面遗传的信息也没有,每一步都要自己摸索。
我觉得再大的困难都可以分解,把所谓的难点一步一步梳理出来。如果能把问题说清楚,那么问题可能已经解决了一半。
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不停地梳理,就像电影《徒手攀岩》的主人公,他从2009年就梦想着徒手攀登酋长岩,此后尝试了1000多次,准备了一年半的时间,借助绳索攀爬过近60次酋长岩。
虽然我们的工作很困难,但是就像攀岩,只要每一步都脚踏实地,而不是冒冒失失地去挑战,最后攀上高峰并不是特别让人意外的事情。
北生所的文化是做引领者,大家都是想追求卓越,我们不做追随者。别人都已经搞得差不多了,我们再去添把火的事情,不是北生所的文化。
大家时间是最宝贵的,我们还是希望做一些有挑战性的事情,推动社会整体的进步。
NTCP表达的调节。来源:frontier.ORG
高瓴 :经历了坚苦卓绝的努力后,终于发现了乙肝病毒受体,获得全球乙肝最高奖项,这意味着什么?
原来要去做药的时候,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支撑,这是大家比较痛苦的。其实乙肝里面很多药物,比如核苷类药物,基本上是把原来做HIV(艾滋病病毒)的机制挪到了HPV上面。但以后,我们的研发就不是完全在黑暗里面摸索。我觉得还是蛮高兴的,能够让大家看到新的未来。
高瓴 :整个研究持续了多少年?
其实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领路者,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一个外来的小小病毒,是如何和细胞打交道,如何和机体打交道的,然后把它研究透。
原则性的东西都是有共通之处的,不光局限在乙肝这一个病毒上。它的应用范围就会比较广,指导意义也比较大。这就是我们在基础科学里面喜欢去追寻的方向。做一些长远而重要的事。
我们对自然是应该充满敬畏,它的边界总是在往前走。越研究越觉得病毒的神奇,总有意想不到的方式和自然对话。
高瓴 :目前研发的两款治疗乙肝的药,跟我们现有的一些药物相比,主要的差异是什么?
HH-003其实就可以做到这一点,可以用已有的药物,或者在开发中的药物组合,然后继续往前推进。
我们是分析问题本身,并从根源上提供解决办法,然后在在临床实践中逐步调整。
再续前缘
从病毒学的角度来看,其实SARS和HIV在病毒侵入这个地方是可以很快相互切换的,能够指导非典的研究。SARS来了以后,为了解决当时最急迫的问题,我们就把手头的工作先放下来做非典。
冠状病毒等这些病毒相对在机制上还是比较简单的,一是因为很多前辈做了非常扎实的工作,只要按照基本逻辑去做,路线图还是比较清楚的。二是病毒学已经进展到了一定阶段,尤其在冠状病毒的领域,对于病毒感染已经建立了非常有前瞻性的认识。这些让我们觉得应该有机会去做它的受体。
真正要去实现它,需要周围环境的支持。我们的老师、同事,大家相互激发,加上原来实验室的长期积累,让我们一下就可以走到最前沿。
高瓴 :SARS结束后,冠状病毒的研究如何应用到了新冠病毒上?
理论上讲,新冠病毒是RNA病毒,虽然突变率可能稍微要低一些,但是它毕竟是能够突变的。我们从以前的研究中了解,它是用ACE2作为受体,而ACE2对于病毒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入侵门户,给病毒提供了很多选择性。
从病毒学一般规律来说,疾病流行开来以后,在不同的选择压力下,尤其是在人群免疫的选择压力下,一定会突变。突变途径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比较难以预测的,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抗突变药物,以不变应万变。这样的药物要是能做出来的话,会有长期的价值。
华辉安健研发的HH-120从设计上解决了病毒逃逸突变问题
高瓴 :正在研发的这款抗新冠药物作用机制是什么?
病毒大概是100-120纳米,因此十个盾牌就可以有效地阻断病毒感染,使疾病的感染循环停下来。这种设计在以前是没有的。
安全性高是它非常大的特点。因为ACE2就是身体的一部分,虽然经过最小化改造,但是这个成分和身体都是一样的,我们还把可能引起副反应的酶活性去掉了。所以它的安全性很好,对于小分子药不太耐受的人也可以用。
我觉得很重要的是,能够产生并做成药物。并且,还可以把它做成雾化吸入和鼻喷雾剂,这一系列的过程在科学上还是非常有挑战的。
高瓴 :做成雾化的剂型其实挑战很大,您和团队是如何克服的呢?
我也和王所(王晓东院士)去商量,我说这个还是挺难的,概率不是很大,但王所很支持,鼓励我们还是要去做,要不成我们就死心了。现在回想起来,我们其实做对了很多事情,包括这个分子设计上。
我觉得我们团队的特点是,不盲目尊从现有理论,实践出真知。要行就是行,要不行就算了,关键是要小步快跑。
大道至简
化繁为简,就是从现有认知里把已经清楚的问题和不清楚题的问题分开,把认知建立在前一步的基础之上。千里之行始于足下,只要是一步步往前走,即使走错了退回来,再重新走,也总是在前进的。
我们在科研上其实就是这样做的。很多问题开始看起来好像头绪很多,但是可以把它分解成很多小问题,再重新提炼想法。持续走下去的话,再难的问题也都可以解决。
但是有时候受制于技术和认知的边界,一些问题到目前是无解的。那我们就可以绕开这个问题,然后继续往前走,但是可以回头再看一看,这个问题是不是随着认知的提高而出现新的解决方案,回头再把它解决。那你总是在能解决的基础上,去解决看似不能解决的问题。
我经常和同事说,即使有一万个难题,也要一个一个去解决,不要因为看起来太难就不去做,因为再大的难题分解完以后,只要努力还是有机会去解决的。
作为一个乐观主义者,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,在战术上重视敌人。你觉得这个问题能解决,但是从实际行动层面需要非常认真地基于事实往前推进。我觉得做好任何事情都应该是这样。
高瓴 :在研究过程中,最幸福的时刻是什么?
总不是想一口吃个胖子,所以总是在看到我们自己,我们团队和我们每个人总是在进步的时候,还是觉得不错的。当然很多时候其实是看不到进步的,那时候就是需要调整心态。
高瓴 :有没有觉得特别孤独的时刻?
我现在要做的是把一个个小成绩先做出来,回头再看的时候,没准我们又能对大家有一些帮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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